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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取保候审律师

    罗某被控贩卖毒品冰毒近15公斤,孙金山律师作无罪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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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某被控贩卖毒品冰毒近15公斤,孙金山律师作无罪辩护!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罗xx家属的委托,指派罗xx贩卖毒品一案罗xx的辩护人。辩护人经依法查阅本案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罗xx,再经过今天的庭审,对本案案情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根据事实法律,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

       既然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罗xx所犯罪名是贩卖毒品罪,那么暂且不论罗xx是否构成该罪,退一步讲,即使罗构成贩卖毒品罪,辩护人也认为上海市司法机关对其贩卖毒品一案没有管辖权,具体理由如下:

    《大连会议纪要》规定,毒品犯罪的地域管辖,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实行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考虑到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和毒品犯罪侦查体制,“犯罪地”不仅可以包括犯罪预谋地、毒资筹集地、交易进行地、运输途径地以及毒品生产地,也包括毒资、毒赃和毒品藏匿地、转移地、走私或者贩运毒品目的地等。“被告人居住地”,不仅包括被告人常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也包括其临时居住地

    《人民司法》2008第5期高贵君等《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规定,由于不少毒品犯罪往往包括走私、制造、运输、贩卖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涉及不同的地域,而且毒品犯罪大多是共同犯罪,参与犯罪的多个被告人也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因此,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于2007年12月26日印发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毒品犯罪的地域管辖,应当坚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但是,考虑到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和毒品犯罪的侦查体制,有必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管辖规定,结合毒品犯罪的特殊情况,对犯罪地、被告人居住地作进一步解释。即犯罪地既可以包括犯罪预谋地、毒资筹集地、交易进行地、毒品生产地,也可以包括毒资、毒赃、毒品藏匿地、转移地,走私或贩运毒品目的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地。被告人居住地不仅包括被告人常住地、户籍地,也包括其临时居住地。

    被告人罗xx贩卖毒品一案,其犯罪地不是上海,具体分析:无证据证明其贩卖毒品的“预谋地”在上海;无证据证明其“毒资筹集地”在上海;无证据证明其“交易进行地”在上海;仅指控其贩卖毒品罪,无从谈论“运输途径地”及“毒品生产地”;无证据证明其曾将毒资、毒赃和毒品“藏匿”或“转移”到上海;未指控其走私毒品罪,故无从谈论“走私毒品目的地”;只指控其贩卖毒品罪,未指控其运输毒品罪,且无证据证明其本人或其指使他人向上海贩运毒品,故无证据证明其“贩运毒品目的地”在上海;其在深圳被抓获,故“被抓获地”也不在上海。

    被告人罗xx贩卖毒品一案,其居住地(包括常住地、户籍地、临时居住地)也不在上海

    另外,从侦查卷一P36上海市公安局的指定管辖决定书也可以发现,2016年9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字【2016】8xx号指定管辖决定书,仅对聂x贩毒案决定由xx分局管辖,并未对罗xx贩毒一案作出指定管辖决定,而上述指定管辖决定书作出时,罗xx早已于2016年8月9日被xx警方抓获归案,那么上海市公安局为何未对罗xx贩毒一案作出指定管辖决定呢?理由很简单,根据以上管辖规定,上海市公安局对罗xx贩毒一案根本就没有管辖权,那其就更没有指定下级公安机关对该案进行管辖的权力了!

    综上,被告人罗xx贩卖毒品一案,即使其构成该罪,其犯罪地与居住地也均不在上海市。根据以上有关毒品犯罪案件管辖的规定,上海市司法机关对罗xx贩卖毒品一案没有管辖权。因此,辩护人建议法庭将罗xx贩毒一案交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依法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或依法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对该案指定管辖

    二、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xx犯有贩卖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提供的证据来源不清、收集程序不合法、内容不够客观真实,证据之间未形成紧密链条,排除不了其他合理怀疑,不能得出卢素玉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唯一结论。

    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xx贩卖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达不到起诉、定罪的标准。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5条第3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二)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三)影响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况;(四)被告人有刑事责任能力;(五)被告人的罪过;(六)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七)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

    另外,由江必新主编的《最高法刑诉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应》一书P200,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作了如下解释“在死刑案件中,同样需要区别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而关于犯罪构成事实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事实,以及在共同犯罪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的事实,是证明的主要对象,必须明确其适用最严格的证明标准。”

    针对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聂x携带其向被告人罗xx购得的毒品,驾驶牌号为xxxxxxx的白色奥迪轿车从广东省出发,于2016年8月2日1时许到达上海xx收费站时被公安人员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该轿车后备箱内查获一个旅行袋,内有十五包白色晶体(经鉴定:重14849.95克,其中甲基苯丙胺含量为76.46%)......。”

    那么辩护人请问,聂x是何时、在何地、采用何种手段向罗xx购得毒品的?反过来说,罗xx是在何时、何地、采用何种手段向聂x出售毒品的?聂x在向其上线购买毒品时,交易现场共有几人?是谁直接将毒品交付给聂x的?聂x又是在何时、从广东省的哪个市、哪个区、哪个高速路口驾车上高速驶往上海的?在xx收费站查获的十五包白色晶体与罗xx有何关联性?14849.95克是十五包白色晶体的“净重”还是“毛重”?以上待证事实产生的疑问,如果公诉机关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查清的话,根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5条第3款之(二)、(六)项之规定及以上《最高法刑诉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应》一节,法庭应当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为由,依法宣告被告人罗xx无罪。

    2、公诉机关所举证据来源不清、收集程序不合法、证据不够客观真实,证据之间不能形成紧密链条,排除不了其他合理怀疑,不能得出罗xx向聂x贩卖毒品的唯一结论。

    为了指控被告人罗xx构成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主要提供了同案被告人聂x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聂x、罗xx的手机通话清单,从聂x处查获的毒品可疑物及照片,公安机关的《搜查证》、《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毒品称重笔录》、《毒品取样笔录》、上海市毒品检验中心《检验报告》、公安机关《工作情况》、《抓获经过》及视频光盘等证据。

    下面具体分析以上证据不能有效指控罗xx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原因:

    关于同案被告人聂x的供述。

    其一、针对毒品交易的细节问题,被告人聂x共作过五次供述,前后矛盾:

    第一、二、四次(分别记载于侦查卷二P18、P22、P27)供述为“......从后面开上来一辆摩托车,前面一部摩托车开车的男子从后面一辆摩托车上拿下了一个咖啡色的包,并把包放进了我后备箱,然后我就出发来上海了。”

    第六、八次(分别记载于侦查卷二P31-32、P13)供述为“......后面那辆开摩托车的男子从他的摩托车上拿下了一个咖啡色的旅行包,并把包放进了我后备箱,大姐他们在原地,然后后面开摩托车的人把我带到高速公路的入口处后,他就离开了,我就一个人开车来上海了,......”。

    分析:从被告人聂x的第一、二、四次供述来看,系前面开摩托车的那个男子将咖啡色旅行包放进聂x车辆后备箱的;但从聂x的第六、八次供述来看,系后面开摩托车的男子将咖啡色旅行包放进聂x车辆后备箱的。那么,到底是“前面的男子”、还是“后面的男子”将包放进聂x后备箱的?如果确有该次毒品交易,那么对于“由谁将毒品交付给聂x”这样的重要细节,作为亲历毒品交易过程的购毒者聂x来讲,是不可能记不清的!然而,现在的事实是,被告人聂x确实对“毒品交付者”的供述前后不一,一会讲是“前面男子”交付,一会讲是“后面男子”交付,可见其供述前后矛盾,是不够客观、真实的

        其二、针对聂x被抓获后,帮助公安机关抓获罗xx的通话内容,聂x共作过二次供述(分别记载于侦查卷二P33、P14),一致为“......告诉她我安全到上海了,上海毒品销路很好,......”。

    分析:首先,被告人罗xx多次供述,均一致否认聂x曾在电话中讲过“毒品”二字,更没有听到过“上海毒品销路很好”这样的话语;另外,通过观看庭审中的视频光盘,纵观聂x的通话内容,其从未提到过“毒品”二字,更未讲过“上海毒品销路很好”这样的话语,亦未提到过与毒品有关的任何字眼,所以,被告人聂x的上述供述也是不客观、不真实的!

    综合分析:被告人聂x有关毒品交易细节的供述前后矛盾,对帮助公安机关抓获罗xx的通话内容供述不客观、不真实,其他能够证明罗xx贩卖毒品的供述又得不到在案其他证据的有效印证,实属孤证,不能定案!

    关于被告人聂x的辨认笔录。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对见证人的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以下人员不得担任见证人:(1)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具有相应辨别能力或者不能正确表达的人;(2)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3)行使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刑事诉讼职权的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其聘用的人员。

    见证人陈xx的身份信息未附卷。但辨认笔录记载,其住址或单位地址为“上海市xx区xx路13xx号”,而该地址系xx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办公地址,那么可以得出,见证人陈xx就是xx分局刑侦支队的工作人员,依照上述规定,陈xx是不得担任见证人的!上述辨认程序严重违法!

    关于公诉机关在庭审中所提“陈xx是义工”的观点,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上述观点,故其上述观点不能成立,法庭不应支持!

    另外,因被告人聂x与罗xx已认识多年,聂x与其女友在深圳开水店时,罗xx就住在其水店附近,当时经常见面,所以聂x能辨认出罗xx实属正常!

        关于聂x、罗xx手机通过清单。

        其一、从通话记录来看,公安机关采取了技术侦查措施,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在采取技侦措施前,应当经过严格的审批,只有经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并由上级公安机关出具《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后,办案机关才可采取技侦措施。而且根据相关规定,这个《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是应当附卷的,辩护人依法可以查阅、复制,而且应当在庭审中质证!遗憾的是,至今辩护人也没有看到这个《决定书》,如果公诉机关当庭不能出示这个《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的话,只能说明,当初公安机关在采取技侦措施前,并未依法经过审批,未经审批就采取技侦措施属“严重程序违法”,由此提取到的技侦证据根本就“没有证据能力”,法庭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其二、从通话清单来看,没有任何单位的落款、没有任何人的签名、也没有证据的提取时间,也就是说该份证据的来源是不清的!证据的来源不清,取证的合法性就得不到保障,更无法确保其客观真实性了

    其三、退一步讲,即使手机通话清单的提取过程是合法的、真实的,辩护人认为,该通话清单也只能证明,两个手机号码当时的使用人在某个时刻相互有过手机联系、从拨通到挂断历经多长时间、通话时大致处于什么位置,但不能证明二人通话的内容是什么,更不能证明二人通话就是为了毒品交易。所以,这个手机通话清单与本案“聂x向罗xx购买涉案毒品”这一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关于公诉机关在庭审中所提“2016年8月1日那天,聂、罗二人频繁手机通话达13次之多,足以证明其二人在从事毒品交易活动”的观点。辩护人认为,因聂、罗二人已相互认识多年,聂x与其女友吴xx在深圳xx区南岭村xx花园小区开水店时,罗xx也住在该小区,互为邻居,三人之间不但相识、经常见面,而且经常在一起打牌、交往密切,故相互之间电话联系实属正常;另外,二人并非仅在8月1日那天有过频繁通话,8月1日之前、甚至整个7月份,二人经常电话联系;再者,罗xx多次稳定供述,2016年8月9日之前的半年内,其基本在家乡xx县照顾年老多病的婆婆,2016年7月初,聂x给其打电话称,想从其处借20万元用于生意周转,之初,其还搪塞聂x,但聂x穷追不舍,频繁打电话央求其看在多年交情、多次互借钱款的份上,这次一定得帮个忙。其碍于情面,只好答应帮聂x凑钱,以后互通电话均是为了借款、还款的事情。故,公诉机关仅凭二人在一天内互通电话13次就认为二人在从事毒品交易,既是主观推定、又是客观推定,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法庭不应支持!

    综合分析:抛开通话清单来源不清、取证程序不合法不谈,虽然这个通话清单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聂x有关在被抓获前数天内曾与罗xx有过电话联系的供述,但因该通话清单不能证明二人通话的内容如何,所以通话清单不能印证聂x有关与罗xx电话联系就是为了毒品交易的供述。另外,聂、罗二人已认识多年,数天内互通电话实属正常。所以,这个通话清单与本案待证事实“聂x向罗xx购买涉案毒品”之间缺乏关联性,致使聂x的供述仍为孤证,不能定案!

    关于公安机关《工作情况》。

    其一、从《工作情况》的内容来看,公安采取了技术侦查措施,那么辩护人至今未看到过《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2013】及《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这个《采取技侦措施决定书》是应当附卷的,而且辩护律师有权查阅、复制,既然今天公诉机关当庭不能出示该决定书,那么辩护人就有理由认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决定书,既然没有,那就说明当初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批,公安机关就采取了技侦措施,那么按照《刑诉法》等相关规定,这属于“严重程序违法”,由此提取到的技侦证据根本就“没有证据能力”,法庭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其二、本案“案件来源”、“立案时间”卷中存在多种记载,公安机关存在“虚假立案”、“违规立案”、“未实际立案即侦查”的违法行为。

    根据《工作情况》第一段“2016年2月,根据特情反映,xx区有一绰号xx的男子在本市大肆贩卖毒品。经初查,特情反映情况属实。同年3月,我队立xx贩卖毒品专案展开侦查。”

    (《工作情况》认为,案件线索来自特情反映,获得线索时间是2016年2月,“xx贩卖毒品案”立案时间是2016年3月。)

    但根据卷中材料,关于本案的“案件来源”及“立案时间”还有以下两种记载:

        第一、侦查卷一P33沪公(x)(刑)受案字【2015】10xx号《受案登记表》记载,2015年3月4日,有群众到xx分局刑侦支队四队匿名举报,有一上海籍男子在上海xx、xx区贩卖毒品,且数量巨大,该人年纪40多岁,希望公安机关将其抓获。

        侦查卷一P34沪公(x)立字【2015】10xx号立案决定书记载,xx分局于2015年3月4日决定对“xx贩卖毒品案”进行立案侦查。

    (分析:即案件线索来自群众举报,获得线索时间是2015年3月4日,“xx贩卖毒品案”立案时间是2015年3月4日。)

        第二、侦查卷一P26xx分局提请批准逮捕书第三段记载,犯罪嫌疑人罗xx、聂x涉嫌贩卖毒品一案,由群众于2016年2月16日报案至我局。我局经过审查,于同年3月4日立案进行侦查,......。

    (分析:即案件线索来自群众举报,获得线索时间是2016年2月16日,立案时间是2016年3月4日。)

     那么问题来了!案件的线索到底是来自群众的匿名举报、还是来自特情的反映?获得线索的时间到底是2015年3月4日、还是2016年2月16日、还是2016年2月的某一天?本案的立案时间到底是2015年3月4日,还是2016年3月4日,还是2016年3月的某一天?如果是2016年3月立案,卷中为何无此立案决定书,而只有2015年3月4日的一份立案决定书?

    以上关于案件来源、立案时间的种种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的记载,足以证明公安机关在立案时存在“弄虚作假”行为,也足以证明公安机关在“未实际立案”的情况下就采取了技术侦查措施,那么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未立先侦”,属“严重程序违法”,由此提取到的技侦证据根本就“没有证据能力”,法庭应当严格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其三、《工作情况》第四段“2016年8月1日,专案组通过广东道口系统发现其驾驶的白色奥迪车离开深圳驶往来沪方向。......”

    (分析:《工作情况》认为,专案组已于2016年8月1日掌握了聂x在广东省的驾车轨迹。)

    但根据2017年1月10日补充侦查卷P13《补充侦查工作情况》第4点记载“现在仅能获取聂x在上海本市的驾车轨迹,无法获取外地通行记录,且其使用ETC通行卡,无通行发票。”

    既然xx刑侦支队于2017年1月10日出具工作情况说明,仅能获取聂x在上海本市的驾车轨迹,无法获取外地通行记录,那么专案组是如何于2016年8月1日通过广东道口系统发现聂x驾驶白色奥迪车离开深圳驶往来沪方向的呢?另外,专案组是于8月1日几时许发现的?这是辩护人对《工作情况》真实性方面的另一点异议。

    关于视频光盘。

    关于聂x被抓获后通过拨打电话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罗xx的视频光盘。

    其一、合法性方面。从当庭播放的视频来看,当聂x用手机拨打对方手机号码后,在聂x所用手机屏幕上瞬间显示了“转接程序开启”字样,说明那时公安机关已经对聂x的电话进行了监听;另外,证人王xx的证言也能证实,在聂x被抓获后,公安机关已经对聂x采取了“电话监听”措施(具体记载于补充侦查卷宗P11:......问:聂x被抓获后,他和吴xx的电话联系,你们有无监听或者录音录像?答:被抓后,他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了,技侦那里应该有录音的。......),而“电话监听”属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一种,故该视频光盘属技侦证据,因公安机关在未经审批、未实际立案的情况下就采取该技侦措施,属“严重程序违法”,该技侦证据根本就不具备证据能力,应当严格依法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前面已详细说明理由,不再赘述!)。

    其二,关联性方面。从当庭播放的视频来看,其内容与“聂x向罗xx购买毒品”这一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1、从录音的内容来讲,只能听到聂x的通话内容,听不到对方的任何通话内容,不能排除聂x自编自导的可能;2、纵观聂x的通话内容,其从未提到过“毒品”二字,亦未提到过与“毒品”、“冰毒”有关的任何字眼,那么该通话内容与“聂x向罗xx购买毒品”这一待证事实之间有何关联呢?关于公诉机关在庭审中所提“聂x在通话中提到了‘这次好像挺湿、又小’,‘这个上海很缺的’,‘30个’等话语,足以证明其与罗xx有毒品交易”的观点,辩护人认为,这完全属于公诉机关的主观推定!难道“挺湿、又小”只能形容毒品、只能形容冰毒吗?难道“上海很缺”的东西只有毒品、只有冰毒吗?难道“30个”只能用来形容毒品、形容冰毒吗?别的物品就不会“湿、小”?“上海就不会缺”?就不能用“30个”来形容吗?;3、虽然视频中听不到对方的通话声音,但罗xx多次稳定供述,其认为聂x是在电话中埋怨其借给聂x的钱少了,关于缺货,其认为聂x是在讲聂与他人的生意往来,其当时关注的重点在于聂x何时能将18万欠款尽快归还自己,以及聂x能否遵守承诺返借给其20万元用于投资,至于聂x打给吴xx38万、还是48万,那是聂x的权力,其只要能收回18万的借款及聂x返借给自己的20万元投资款即可。如此“仅有单方通话内容”、“自编自导”、“断章取义”、“扑朔迷离”的视频内容能与本案的待证事实“聂x向罗xx购买毒品”存在关联吗?显然不能!缺乏关联性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关于如家酒店的视频光盘。

    根据补充侦查卷P13补充侦查工作情况第1点记载,公安机关只能调取宾馆大堂的录像,对于宾馆房间内的情况,因无视频监控覆盖,公安机关不能调取。从庭审中播放的视频来看,与公安机关的补侦情况说明相吻合。因此,关于二人在宾馆房间内情况,只有罗xx与聂x的供述能够证明。下面具体分析二人的供述:

    关于罗xx的供述。罗xx供称系向聂x送18万元的借款,当时这个18万是盛放于罗xx女儿所背背包内的,该节在视频中有所显示,当时罗xx女儿背着书包走进酒店大堂电梯,从背包的状态看,里面盛满了物品;关于其女儿所背书包,为何在其第二天退房离开宾馆的视频中未能发现?罗xx供述,其在房间内将书包内的18万现金交给聂x后,就顺便将“空空”的书包折叠放进了其随身携带的另外一个格子包内,这一点在其退房离开宾馆的视频中得以体现(视频显示,其带着一个格子包离开宾馆。);关于其为何要到深圳开房为聂x送借款的问题,罗xx供述,其之所以要到深圳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到深圳找其儿子照相,以将其儿子及其他孩子的相片寄给自己的丈夫,其二是顺便给聂x送18万借款。之所以开房,是因为,虽然其二妹妹家就在深圳,但其与女儿住在妹妹、妹夫家着实不方便,只能与女儿住宾馆,这样就顺便让聂x到其所住的宾馆取借款。关于开房时,为何用一陌生人的身份证,而不用陪其一同前往宾馆的二妹妹的身份证,罗xx供述,其二妹妹常年在深圳忙于海鲜生意,当时未随身携带身份证,而其自己又曾因吸毒被强制戒毒过,担心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房会被拒绝,所以只能用其随身携带的另一陌生人的身份证开房,这个身份证是多年前其一朋友送给她的;关于其为何会将18万现金放在宾馆房间内,外出近一个小时的问题,罗xx供述,其认为当时的现金都存放在包内,其外出时也会将房间门锁好,且如家宾馆走廊也都有视频监控,相对安全,相反如果其外出时携带装有18万现金的书包不但非常不便,而且存在其他风险

    平心而论,罗xx的上述供述及辩解,完全符合逻辑,不存在其他不能解释的矛盾。

    关于聂x的供述。聂x供称系向罗xx交付30万元的毒资,当时30万现金盛放在聂x所背皮包内,但从视频显示看,聂x所带皮包显然小于罗xx女儿所背背包,客观的讲,聂x所带皮包能否容纳30万元的现金着实是本案的一大疑问!;关于聂x30万元现金的来源问题,聂x当庭供述称,是其在2016年7月27日左右从银行取的,是其女友吴xx的账户,其中一个是招商银行的账户,从中取款15或16万元,其中一个是工商银行的账户,从中取款5万元或10万元,辩护人认为,聂x的以上供述不真实!首先,即使按照其供述的最大数额,也不过16+10=26万元,另外,从招商银行取了到底是15万、还是16万元,从工商银行取了到底是5万、还是10万,难道记不清楚吗?其有关30万现金的来源供述显然是虚假的、编造的!其有关到如家宾馆交付30万元毒资的供述也是虚假的!

    故,针对如家宾馆一节,公诉机关提供并播放的宾馆视频光盘,不但不能证明聂x向罗xx交付了毒资,反而能够证明罗xx向聂x交付了借款。

    综合分析公诉机关所举证据体系来看,能够证明罗xx向聂x贩卖毒品的证据,除了聂x的供述,其他关键证据通话清单、公安机关《工作情况》、聂x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罗xx的录音光盘、如家酒店视频光盘等,不但存在来源不清、取证过程“严重程序违法”、应当严格依法排除等问题,而且与待证事实也不存在实质关联性,与聂x的供述在关键情节方面不能相互印证。那么仅凭同案犯聂x前后反复、不够真实的孤证供述,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被告人罗xx构成贩卖毒品罪这一唯一结论的!

    三、查获的毒品及照片,证人王xx、丁x的证言,xx公安分局《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毒品称重笔录》、《毒品取样笔录》等证据的提取过程存在众多违法之处,致使相关证据不具备合法性要件,致使送检的检材与查获的毒品可疑物之间关联性方面得不到保障,致使毒品可疑物的“净重”难以查清,难以定案!具体分析如下:

        1、查获的毒品及照片。

        侦查卷二P36十五包白色物体的照片。

        对其关联性存在异议。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照片中的毒品可疑物与被告人罗xx存在关联性。

        侦查卷二P40-54称重的照片。

        P40照片只拍到了称量物的一个小角,从拍到的这个“小角”来看,物品呈褐色,而不是白色,且外面裹着很厚的外包装,也就是说称重器得出的数额是“毛重”

        P41照片只拍到了称量物的半身,物品呈褐色,而非白色,外面同样裹着很厚的外包装,得出的数额也是“毛重”

        P42照片只拍到了称量物的一个小角,物品呈褐色,而非白色,外面同样裹着很厚的外包装,得出的数额也是“毛重”。

        P45照片根本就没有拍摄到称量物。

    ......

        关联性方面。从15张称重照片来看,或者是只拍到了称量物的一个小角,或者是只拍到了称量物的半身,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拍摄到称量物,而且从拍到的部分来看,物品呈褐色,而不是白色,那么称量物到底是不是查获的白色物体?这是辩护人对该节证据关联性方面的异议

    客观真实性方面。从拍到的部分来看,褐色物体外面均裹着很厚的外包装,也就是说,称重器得出的数额均是“毛重”,那么请问公诉人,你们所指控的十五包白色晶体重14849.95克,指的是“毛重”呢,还是“净重”呢?这是辩护人对该节证据客观真实性方面的异议。        

    合法性方面。从拍摄到的部分来看,辩护人看不到包装袋封口有加密的迹象,也没有看出有使用封条贴封包装的情形,更没有看到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见证人在封口处、贴封处或者指定位置签署姓名及日期。这样的话,辩护人就有理由认为,在称重前,侦查人员没有依法根据两高一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对查获的毒品可疑物进行封装,这是辩护人对该节证据合法性方面的异议

        2、证人王xx、丁x的证言。

    卷二P6证人王xx的证言记载“8月2日01时许,我和同事在本市xx区G60xx道口成功拦截车牌号为xxxxxx的白色奥迪牌小轿车,当场抓获该车驾驶员,即犯罪嫌疑人聂x,并对车辆采取搜查,从车辆的后备箱内,查获一只米色旅行包,旅行包中装了十五包用透明塑料袋包装的白色晶体。”

    卷二P8证人丁x的证言内容与证人王xx的基本相同。

    辩护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在异议。根据王xx、丁x的证言,其二人不但参与了抓捕聂x的过程,还参与了对聂x车辆的搜查,但根据卷二P1搜查笔录记载,当时参与搜查的侦查人员是张xx、胡x,见证人是陈xx,没有其他在场人。那么,进行搜查的侦查员到底是王xx、丁x,还是张xx、胡x?如果公诉机关不能对上述疑问进行合理的解释,辩护人有理由认为,证人王xx、丁x的证言与搜查笔录至少有一项是不真实的

        3、搜查笔录。

        真实性存在异议。搜查笔录记载的搜查人员姓名是张xx、胡x,无其他在场人,与证人王xx、丁x的证言相矛盾(二人证言讲到,其二人也参与了搜查。)。

        合法性存在异议见证人陈xx的身份情况在搜查笔录中没有体现。根据两高一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八条,毒品的提取、扣押、封装、称量、取样活动有见证人的,笔录材料中应当写明见证人的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和联系方式,并附其常住人口信息登记表等材料。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见证人:

    (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具有相应辨别能力或者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二)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被引诱、教唆、欺骗、强迫吸毒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并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

    (三)办理该毒品犯罪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实习人员或者其聘用的协勤、文职、清洁、保安等人员。

    那么见证人陈xx的身份如何呢?搜查笔录中没有体现!但是,在卷二P38辨认笔录中可以发现,当时参与辨认的见证人也是陈xx,该辨认笔录中记载的见证人陈xx的住址、单位是“上海市xx区xx路13xx号”,那么可以得出“xx路13xx号”或者是见证人陈xx的住址,或者是其工作单位,而“xx路13xx号”是xx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办公地址,也就是该案侦查机关的办公地址,那么辩护人就有理由认为,见证人陈xx是xx公安分局的工作人员,那么根据《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陈xx是不得担任见证人的!故,本案的搜查过程严重违法,搜查笔录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要件,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关于公诉机关在庭审中所提“陈xx是义工”的观点,因公诉机关未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其上述观点,故法庭不应支持!

        4、扣押笔录。 

        对其合法性存在异议

        其一、见证人徐xx的身份信息在搜查笔录中未能体现,不能排除其系不适格的见证人。

        其二、扣押的地点是“xx路13xx号”,时间是“2016年8月2日4时51分至5时02分”,而从搜查笔录来看,搜查结束时间是“2016年8月2日01时21分”,搜查的地点是“沪昆高速公路xx检查站”,也就是说扣押程序不是在查获毒品可疑物的现场进行的,那么侦查人员在将毒品可疑物带离查获现场前是否依法对毒品可疑物进行封装呢?现有的“搜查笔录”、“扣押笔录”中均没有体现!当然根据两高一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确因情况紧急,无法在现场实施封装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及时将毒品可疑物带至公安机办案场所或者其他适当的场所进行封装,并对毒品可疑物移动前后的状态进行拍照固定,作出书面说明。但辩护人翻遍所有卷宗,也没有发现“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的手续材料”,也没有发现“对毒品可疑物移动前后状态进行拍照固定”的照片,更没有发现公安机关曾对此节作过“书面说明”。既然没有在现场进行封装,带离现场前没有经过办案部门负责人的批准,没有对移动前后的状态进行拍照固定,那么被查获的15包白色晶体是在怎么一个状态下、经过近4个小时的时间被移送至“xx路13xx号”进行扣押的?没有经过封装的15包白色晶体在移送办案单位期间近4个小时的时间内,由谁保管?是否被打开过?是否与其他毒品可疑物混淆?以上意外是很难排除的!

        其三、扣押后仍然没有依法对毒品可疑物进行封装,至少在“扣押笔录”及后续的“毒品称重笔录”中是没有体现的!扣押结束的时间是“2016年8月2日5时02分”,称重开始的时间是“2016年8月2日16时20分”,那么没有依法经过封装的15包白色晶体在11余小时的时间内处于什么状态?由谁保管?是否被打开过?是否与其他毒品可疑物混淆?这些意外是排除不了的!

        5、毒品称重笔录。

    对其关联性存在异议。从称重的照片来看,称量物呈褐色,而不是白色,那么称量的到底是不是查获的白色物体?联系到在称量前,没有依法对查获的毒品可疑物进行封装,那么被混淆或被掉包,致使称量物与查获毒品可疑物不一致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这是辩护人对该节证据关联性方面的异议

        对其真实性存在异议。

    其一、称量笔录记载的是“净重”,但从称重照片来看,显然是“毛重”!所以,这些称量结果均不是毒品可疑物的真实重量。那么查获的毒品可疑物到底有多重呢?以现有证据不能查清!

    其二、称量笔录中记载“后我队派侦查员穆xx、胡x......对查获的十五包白色晶体进行称重......”,而从签字来看,是由侦查员穆xx、徐x签字,那么参与称重的侦查员到底是“胡x”还是“徐x”?

    其三、见证人徐xx的身份信息未附卷,不能排除其系不适格的见证人!

        6、毒品取样笔录。

        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存在异议。

    其一、从取样笔录的记载来看,取样前毒品可疑物并非处于依法封装状态,取样前也就不可能存在依法拆封这一程序,而毒品取样的开始时间是“2016年8月4日10时01分”,距毒品称重的结束时间“2016年8月2日17时00分”已过去41小时,那么未处于依法查封状态下的毒品可疑物,在这41个小时的期间内是处于什么状态下?由谁保管?是否被打开过?有无与其他毒品可疑物混淆的可能?取样的毒品可疑物是否与当初查获的毒品可疑物一致?这是辩护人对该节合法性、关联性方面的异议

    其二、取样后是否依法用封装袋封装检材并加密封口,作号标记和编号,由取样人、犯罪嫌疑人和见证人在封口处或者指定位置签名并签署封装日期?取样笔录中未体现!也未对检材拍照固定!取样笔录记载的取样侦查员为穆xx、胡x,毒品检验报告中记载的送检人为朱xx、徐x,其中朱xx在此前的侦查活动中从未出现过,那么在检材未依法封装的情况下,能否保证检材在交接、送检过程中安全到达鉴定人员的手中?能否保证鉴定的对象就是当初取样的检材?这是辩护人对该节合法性、关联性方面的又一异议

    四、上海市毒品检验中心《检验报告》-检验的过程没有体现,检验的方法、使用的工具未适用国家标准(GB/29636-2013),鉴定机构、鉴定人的鉴定资质证书未附卷鉴定人只签名未盖章,用的是“授权签字人”,鉴定人的资质得不到确认,鉴定意见的合法性与真实性难以保障,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首先对关联性存在异议。因送检前的相关程序中均未体现对毒品可疑物的“依法封装”、“依法拆封”程序,另外送检人员朱xx从未参与过之前的侦查工作,那么送检的检材是否出自当初查获的15包白色晶体?这是辩护人对该节关联性方面的异议。

    另外,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存在异议。

        其一、鉴定机构、鉴定人的鉴定资质证书未附卷鉴定人只签名未盖章(《刑诉法解释》第八十四条第(四)项规定,鉴定人应当签名、盖章。)鉴定人陈xx、王x是否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是否有签字权?如果有,为何还要让授权签字人汪x签字?所以,为了确保本案鉴定意见的合法性,辩护人申请法庭依法调取鉴定机构及签名鉴定人的鉴定资质证书,否则,辩护人有理由认为其不具备法定资质、或鉴定事项超出其业务范围、技术条件,或鉴定人不具备相关专业技术、职称,那么根据《刑诉法解释》第八十五条第(一)、(二)、(七)项之规定,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其二、检验的过程没有体现,检验的方法、使用的工具未适用国家标准(GB/29636-2013),即《疑似毒品中甲基苯丙胺的气象色谱、高效液相色谱和气相色谱-质谱检验方法》,采用的仅仅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技术规范《SHXJ  DH006-2014常见毒品及添加剂的检验方法》和《SHXJ  DH010-2014苯丙胺类及氯胺酮的气相色谱定量分析方法》来检验的,应当适用国家标准来检验。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成员,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xx犯有贩卖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不仅存在来源不清、取证程序严重违法、应当严格依法排除等情形,而且证据之间在关键待证事实方面不能相互印证,证据之间不能形成有力的证据链条,排除不了其他合理怀疑,不能得出罗xx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唯一结论。法庭应当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为由,依法宣告被告人罗xx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在评议时予以采纳,谢谢!

        此致

    上海市xx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

                                              师:孙金山

                                            二〇四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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